| 第十讲 音乐如雨 音乐雨下着 听众在雨中坐着 许多湿透的灵魂 快乐或不快乐地坐着 没有人张伞 欣赏音乐只能诉诸听觉，天下雨属视觉，而“音乐雨下着”，则是听觉沟通了视觉。 比这更怪异反常。但却传神的诗句却是洛夫的《金龙禅寺》： 晚钟是游客下山的小路 羊齿植物沿着白色的台阶 一路上嚼了下去 晚钟的声音属听觉，此时却转为视觉，成了指示牌，逶迤而下羊齿植物诉诸视觉，此时又转为味觉与触觉。 这种超常觉搭配的艺术效果显然在于制造动感，也就是康定斯基所说的“倾向性张力”，即格式塔心理学家所认为的一切知觉活动都是能动的活动，它不是视觉经验对物体的静止把握，而是一种刺激与反刺激，以内在生理力抵抗外部作用力的活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在静态的作品中造成倾向性张力，其中包括由变形造成运动感。由于变形式样所呈现的扩张、收缩，都能产生极大的张力，从而给人以运动感。如洛夫的《边界望乡》： 望远镜扩大数十倍的乡愁 乱如风中的散发 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角度 一座远山迎面而来 把我撞成严重的内伤 远处的山只能用望远镜看，但为了表现诗人渴望回归祖国大陆的急切思乡之情，居然可以在望远镜中把自己撞成严重的内伤，这是不可思议的，它由视觉转为触觉，诗人的思乡之情也由此凸现了。 诗歌语词中的超常搭配是一种所谓的病句形式，表现为不合句法结构的组合原则和反正常逻辑的推理。它和前面提到的那些打通各种感觉器官的形式不同，其超常搭配是为了创造第六感官的“意”。意乃佛家语，它与心理学家所说的艺术直觉基本上一致，它是审美主体在审美活动中对审美客体的表现性内涵不经由推理形式的直接把握，这种直接把握不是通过眼、耳、舌、身去感知，而是一种直觉感悟。有人说“第六感官虽然不属于五官五感，却与五官五感息息相关，可以说，它是相对意义的超视波、超声波、超嗅波、超味波、超触波。这些潜波作用于潜意识，以其敏感和善藏，成为五官五感的微妙补充。”③如胡玫的《夏天，走出我的记忆》： 携着满眼的绿色 沿着叶铺就的清凉 踮起狂躁的鞋尖 你悄悄走出我的记忆 四句诗全是超常搭配，表现诗人旧地得游时回忆起逝去的往事，不由得黯然神伤，心烦意乱，直至恢复了平衡。诗人的感受就是以直觉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佯谬的高层次表现应是诗歌中的荒诞形式。荒诞意为荒谬与怪诞，原指音乐概念中的不谐，因而让人觉得不可理喻，不合逻辑，不近常情。但荒诞并不意味着形式的混乱和随心所欲，它提供“一种别致的逻辑和别致的心理状态”，以凸现心理真实为特征，不失为表现现实社会和人的内心世界的有效方式。显然，荒诞也是一种悖论，属于佯谬范畴。这不同于超常搭配的，是它在诗歌中是一种整体表现方式，或者说，它是以人的存在方式表现出来的人的荒诞意识和荒谬而尴尬的处境，是一种生存体验，是以心理真实为基础的。人们之所以在生活中有荒诞感，是由于他们出于理性总要严肃地选择有意义的生活方式，然而现实的遭遇很难满足要求，于是便会置疑这种意义，怀疑自己的理性，可是人们所具有的终极关怀，又无法放弃对意义的理性追求，这就构成了了永恒的冲突，特别是在那突变的灾难年代，诸于1957年的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1958年至1961年的荒谬的“大跃进运动”，尤其是“文革”年代，这种荒诞感就格外突出。作家和诗人笔下的荒诞之所以具有特别意义，就在于它突破了浅薄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单向思维而有了多视觉，对客观世界置疑所具有的批判意识实在是将理性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因为清醒的痛苦总比昏庸、麻木更有价值。作家金敬迈在“文革”中曾因写出《欧阳海之海》而红极一时，成为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主管文艺组的“负责人”，不料四个月后却被投入秦城监狱，在狱中糊里糊涂做了七年零四个月牢，最后却又被糊里糊涂地放出来。2002年1月他出版了新著《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真实地记述了他的牢狱生活。他说：“写《欧阳海之歌》时，我正睡着。现在，我醒了。”④作家和诗人在自己作品中写出了荒诞的存在往往是他们最清醒的时候。 首先我们看看诗歌中荒诞意识的表现，试以二毛的《他和烤鸭》为例： 烤鸭蜷缩在盘子里 他蜷缩在酒店里 烤鸭摆在他面前 他摆在老板面前 烤鸭瞑想着春江水暖 他瞑想着南方温柔的妻子 窗外是另一个世界 下着雪 诗中的主人公内心是孤独的，这种孤独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他可能是一个客居异乡的游子，既没有相濡以沫的亲人，也没有同声相吸，同气相求的知音，他孑然一身地在酒店里独坐，醉眼朦胧地打发时光，于是，才借“一只蜷缩在盘子里的烤鸭”以自况。诗人在这里运用的比喻是贴切的，既形似又神似，但和一般类比不同的是，诗人在一刹那间将“他”和“烤鸭”因相似而等同起来却是一种因不正常情绪引起的错觉。 诗歌中的荒诞意识是五花八门的，并且是随处可见的。如开愚的《往昔》： 早晨，父亲拉着儿子的小手 走进故宫 黄昏，只剩下满脸皱纹的儿子 蹒跚地踱出宫门 为什么父子两人早上进了故宫，黄昏出来，前后不过十多个小时，儿子却成了满脸皱纹的老人？很明显，诗中隐含着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虽然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主要部分是优秀的，但里面确有许多糟粕。对于这一点，鲁迅早就批判在前了。诗人有感于此，才道出了真谛：传统文化的老化部分对少年儿童心灵的戕害是何等地触目惊心呵！ 这种荒诞意识出现在爱情诗中会有着意想不到的奇特效果。夏宇的《甜蜜的复仇》这样写道： 把你的影子加点盐 腌起来 风干 老的时候 下酒 这真奇得出格，影子怎么可以腌起来，又怎么可以风干？但如不这样写，又怎么能表现出这位女子对情人移情别恋后的那种由刻骨的恨所折射出来的刻骨的爱呢！这不就是爱的辨证法吗！ 其次是存在的荒诞，它反映出主体对自己处境的思考，如台湾诗人非马的《黑夜里的勾当》就是表现荒诞存在的力作： 仰天长啸 旷野里的 一匹 狼 低头时 嗅到篱笆里 一枚 含毒的肉饼 便夹着尾巴 变成 一条狗 人们常说狼是狗的祖先，原因是狗由狼驯化而来。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厌恶和惧怕狼是因为它的野性不改。如从另一角度看它，不正是由于它的这种野性，才使它在极其严酷的条件下得以生存下来，从而成为韧性和力量的象征吗？如今的罗马城徽就是野狼莱谟莫斯，罗马人并不忌讳说自己是狼的后代。杰克伦敦在《荒野的呼唤》中的主人公就是一匹狗，它最终由狗变成了狼，作家热烈地歌歌颂了它。而非马的诗中，则是一只狗变成了狗，可见它异化的结果便是孱弱的开始，其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唯利是图，见小利而忘大义。人们读罢这首诗就会明白，诗人哪里是说狗，分明是在说我们人呵。人间沧桑，世态炎凉，为一己私利，不惜出卖人格的人在我们周围还算少吗？即使我们不是这样的人，不也是常有软弱与不正常的表现吗？我们该不该扪心自问，进行一场认真的灵魂拷打呢？由此可见，诗作中虽为荒诞存在，但所表现的却是一种刻骨的心理真实。桑塔耶在《美感》中曾给荒诞以极高的评价： 这种效果的真正优点，正如一切虚构的优点那样，在于得重新创造，造成一种自然所没有但想必可以产生的新生的事物。我们称这些创造是滑稽和怪诞的，因为我们认为它们背弃了自然的可能性，而不是背离了内在的可能性。 黑色幽默形成的佯谬，也有着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效果。黑色幽默通常以喜剧的形式表达生存处境的悲哀与尴尬，是用喜剧的形式表现悲剧的内容，以开玩笑的方式说出痛苦和不幸，这一喜一悲，一正一反，正好形成了一种悖论，既令人发笑，又催人泪下，于笑声与泪水中发人深省。在语言的运用上，则以调侃诙谐见长。李亚伟的《中文系》一诗的特色就是如此。它反映出某些大学中文系的一些老师们的因循守旧和委琐浅薄：教材是几十年的一贯制，他们的观念仿佛是出土文物，他们一个个都是五十年代的“活化石”。诗中有这样两节： 中文系是一条撒满钩饵的大河/浅滩边，一个教授和一群讲师正在撒网/网住的鱼儿/上岸就当助教，然后/当屈原李白的导游后/再去撒网/要吃透《野草》《花边》的人/把鲁迅存在银行，吃利息/当一个大诗人/率领一伙小诗人在古代写诗/写王维写过的那块石头/蠢鲫鱼或傻白鲢在期末渔讯中/挨一记考试的耳光飞跌出门外/老师说过要做伟人/就得吃伟人的剩饭背诵伟人的咳嗽…… 教师如此，学生们更是一群玩世不恭的“嬉皮士”： 二十四岁的敖歌已经/二十四年都没有写诗了，/可他本身就是一首诗/永远在五公尺外爱一个姑娘/由于没有记住韩愈是中国人还是苏联人/敖歌悲壮地降了一级，他想外逃/但他害怕爬上香港海滩会立即/被警察抓去考古汉语/力夏每天起床后的问题是/继续吃饭还是永远/不再吃了/和女朋友卖完旧衣服后/脑袋常吱吱地发出喝酒信号…… 大学教授应该是最有知识的，然而其中一些人因为不能与时俱进而思想僵化恰恰最没有知识；大学生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年代，他们应是意气风发充满青春活力，可其中有些人却醉生梦死，他们同当今的“新新人类”如出一辙，这些人常染着头发，平时看看DVD、蹦蹦迪，或上网聊天，在流行歌手面前舞着荧光棒如醉如痴昏昏欲睡，国事管他娘，追求的就是一个“酷”，他们虽然活着，但心却早死了，是行尸走肉，其实人生的基本矛盾，如生与死，自由与束缚、幸福与苦难，是永远存在的；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也只有在克服了这些矛盾过程中，人才获得了意义。 《中文系》一诗中所显示出来的黑色幽默特点是含泪的笑。像这样的教授和大学生思想如此贫乏是可悲的，他们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的“内心无产者”。 老诗人张志民通过自己在“文革”中的亲身经因从更深更广的背景下所写的《妻子为我做理疗》就是一篇黑然幽默的佳作。诗人早年参加革命，写出了一系列革命诗篇，不料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却从革他人的命转而为被他人革命的人，开始了被批斗、被拷打，不仅人格被催残，还遍体鳞伤，妻子为之疗伤： 从“低头认罪” 已改为 “躬身弯腰”， 度数天天在加码 由四十五度的 ——倾斜， 已加大到九十度的 ——直角。 腰肿，腿肿了！ 在家养养吧！ 那怎么行？ 挨斗必须准时到！ 如何保证“不缺勤”？ 下班回来先卧倒，妻子为我做理疗。 抹酒精，擦樟脑， 敷毛巾、巾膏药， 妻子见丈夫如此狼狈不免心痛，虽做了些简单理疗，但毕竟不是专业水平，早知今日丈夫成为被打的“牛鬼蛇神”，当年就该学医了： 妻子说： “如果知道这样， 我早该学医呀……” 火炭似的泪珠 在背上烧！ 原来不是——开玩笑…… 表面上，妻子说的是玩笑话，但却如实地说出了当时现实的荒诞的存在。“文革”中为了打倒想要打倒的人，不管你还是国家主席还是平头百姓都可以被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革命”打倒。今天你革别人的命，明天你就会被别人革命，一旦锁定就会有灭顶之灾。“反革命”的帽子如影随形，躲也躲不掉。这情形就如同美国黑色幽默作家海勒的长篇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一模一样。主人公尤索林上尉说：“这世界上到处都是第二十二条军规统治着，难逃天罗地网”，并认为“在疯子的国家里只好是个疯子”。在确如此，如果疯子成为主宰者，你不疯也要将你逼成疯子。黑色幽默的价值在于作家和诗人们揭示荒诞的存在说出如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所说的：“你知道，真理决不会在敲锣打鼓声中来到这个世界上，真理决不会头戴着皇冠地到来，她总是在偏僻的角落里，在哭声与叹息声中诞生。” ①《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第24页。 ②《青年诗人谈诗》第58-59页。 ③翟墨：《美丑的纠缠与裂变》第64页。 ④万静波：《监狱与文学》，《南方周末》2002年3月14日18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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